第九章 《高考1977》发表（1/2）
“异常艰辛的赶考之旅，一次动人的青春之歌。”川省名刊《青年文学》是这么形容《高考1977》的。
“燕大生倾力写作，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人。”
渝市日报用这个标题形容余切的作品和余切的事迹。
当地则侧重于余家三代忠烈，详细报道这个家庭为共和国流过的血，再话锋一转，谈到余切出川北上之后，必然继承该优良家风，“青山不改三峡情，浓浓报国愿”。
树典型是媒体的常用手法，这一套在四十年之后还能用下去，尽管时有翻车，但历久弥新、效用坚挺。
本地重磅大刊，原则上和《红岩》平级甚至稍高一级的《川省文学》也有心发表《高考1977》一文，他们没有抢到《天若有情》这篇中篇小说的首发权，其实也不在乎《天若有情》这篇文，他们在乎的，是不能错过高考的效应。
余切小说写的怎么样，是否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潜力股？还需要更多作品来支撑，但他本身的高考事迹已无需质疑，燕大1983级经济系录取名单为他作保。
这是个真货。他不会把符号“∑”抄写成“?”。
《川省文学》，也将要转载余切的文章了，尽管不是那篇《天若有情》。《川省文学》是单月刊，最早到十月份能看到余切《高考1977》大作的出现。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是我先的，明明是我先的！
《红岩》杂志社的黄主编陷入到苦闷当中。
事实上，他本来想玩一个“真假余切”的鉴宝游戏，因为他不愿意相信面前这个“电影明星”是那个写出《天若有情》的老成作家。
但这一切的质疑，在看到“市状元”的那一刻就停止了，反而，加速发展为对余切的笃信。
因为黄兴邦有这时代人的普遍迷信，他过于相信人定胜天，相信天降紫微星。
《高考1977》，这是一篇介于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，而风格完全不同于《天若有情》的小说。
如果说后者正如同马识途一样的幽默风趣，言语朴实，前者却表现出了标标准准的知青文学特征——描写知青生活、表达理想情怀。
截然不同的文风，让黄兴邦意识到，余切确有其才。
那么，现在不过学创作，提供真实素材的几位战士。
黄兴邦发觉，余切有如战地记者一般，拿出自己的作品设定，事无巨细的询问这几位一线“顾问”。
就好像，他要把自己的小说写成真事儿一样。
“我把要拯救的这个士兵，设定为高干子弟，存在这种可能性吗？”
战士们言简意赅，“完全可能。”
“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那文章我看过，我还听说的是，一到上前线了，要求让自己孩子撤离一线作战部队的要求多如牛毛，各种牛鬼蛇神都出来了……我却偏偏写了一个勇敢的子弟，有这种可能性吗？”
战士们答道：“有窝囊废，自然也有勇敢的，有打报告调去当汽车兵的，当然也有敢冲锋的……当然在战场上，我们还是会尽量照顾，但这种照顾很是有限……你们是搞文学创作的同志，我能理解你的创作。”
余切又问：“出现了要求分手乃至于离婚的信件，这种东西能出现在前线吗？会影响战斗力吗？”
“一开始是可以的，后来要求断绝关系的太多，就不可以了，但是大家还是有法子能看，因为要拆开来检查，有时候本人还没有看，班长已经破口大骂起来了……我们后来都一封封的当着所有人念，大家都早已习惯。”
余切点点头，他此前已经简要介绍过自己的故事设定，现在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
“我这个故事，还有没有什么大毛病？”
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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