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（2/2）

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固异，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，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适变也，不必尽同；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岂好为异论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。

战国之游士则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于说之易合，其设心注意，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胜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胜其失也。

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膑、吴起、李斯之徒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，亦灭其国，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悟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时适变，为法不同，而考之无疵，用之无敝，故古之圣贤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

或曰：「邪说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绝之，则此书之不泯，其可乎？」对曰：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将明其说于天下，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后以禁则齐；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后以戒则明。岂必灭其籍哉？放而绝之，莫善于是。

夫天下之道，王、伯二端而已。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，仗正以为功。战国名义荡然，攻斗并吞，相诈相倾，机变之谋，唯恐其不深，捭阖之辞，惟恐其不工，风声气习，举一世而皆然，间有持论立言，不戾乎正，殆千百而一二尔。

若鲁仲连，盖绝出者，然其排难解纷，慷慨激烈，每因事而发，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，超乎事变之外也，况其下者乎？当是之时，本仁祖义，称述唐虞三代，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，孟子一人而已，求之是书，无有也。荀卿亦宗王者，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，而不及其他。

三

战国策所载，大抵皆从横捭阖、谲诳相轧、倾夺之说也。其事浅陋不足道，然而人读之，则必尚其说之工，而忘其事之陋者，文辞之胜，移之而已。

且寿考安乐、富贵尊荣、显名爱好、便利得意者，天下之所欲也，然缴而射之，或将以致人之忧。

死亡忧患、贫贱苦辱，弃损亡利失意者，天下之所恶也，然动而竭之，或将以导人之乐。

至于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，纵之以阳，闭之以阴，无非微妙难知之情，虽辨士抵掌而论之，犹恐不白。

今寓之文字，不过一二言，语未必及，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。由是言之，则为是说者非难，而载是说为不易得也。呜呼！使秦、汉而后，复有为是说者，必无能载之者矣。虽然，此岂独人力哉？

盖自夏、商积制作以至于周，而文物大备。当其盛时，朝廷宗庙之上，蛮貊穷服之外，其礼乐制度，条施目说，而威仪文章可著之简册者至三千，此数圣人文章之实也。及周道衰，寖淫/陵迟，幽、厉承之，于是大坏。

然其文章所从来既远，故根本虽伐，而气焰未易遽熄也。于是浮而散之，钟于谈舌而著于言语。

此庄周、屈原、孙武、韩非、商鞅与夫仪、秦之徒，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，而所著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，岂数人之力也哉？

当战国之时，强者务并吞，弱者患不能守，天下方争于战胜攻取，驰说之士因得以其说取合时君，其要皆主于利言之，合从连衡，变诈百出。然自春秋之后以迄于秦，二百余年兴亡成败之迹，粗见于是矣。虽非义理之所存，而辩丽横肆，亦文辞之最，学者所不宜废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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