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3章(1/3)
朵拉经常来探望保尔,所以巴扎诺娃认识她。
“柯察金同志,我们约好了,临走前您得见见我父亲。还记得吧?我已经把您的详细病情告诉了他。我想让您接受一次他的检查。今天晚上就可以进行。”
保尔马上答应了。
当天晚上,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。
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仔细地为保尔做了检查。巴扎诺娃也在,她还带回了光片和所有的化验单。专家不仅回答了女儿的问题,还用拉丁文说了许多话。巴扎诺娃听得脸色苍白。保尔察觉到这些。他望着教授那有些谢顶的大脑袋,注意着他敏锐的目光,竭力想从中知道点儿什么。然而教授始终不动声色。
保尔穿好衣服。巴扎诺夫教授很绅士地与他道别,说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,他的女儿会告知保尔检查结果。
巴扎诺娃的房间格调高雅,精致脱俗。保尔倚在长沙发里耐心等着。但是女医生正犯着难,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,怎样解释。因为父亲告诉她,保尔体内那目前的医学水平尚无法治疗的致命的炎症正在日益加重。教授不同意再进行外科手术:“这个年轻人有瘫痪的危险,但我们却无法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。”
做为医生和朋友,巴扎诺娃觉得不能实话实说。她揣度再三,决定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实情。
“柯察金同志,我相信在叶夫帕托里亚做治疗会对您的病症帮助很大。到秋天时您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”。
她这样说,但她忘了保尔那正注视着她的目光有多锐利。
“从您的话里,或者更准确些,从您那无法说出的话里,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我病情的严重性。您该没有忘记,我向您请求过,一定要告诉我真相。不必隐瞒,不用担心,我不会被吓昏,更不会绝望地去自杀。我只是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。”保尔表达他的愿望。
但巴扎诺娃还是很巧妙地扯远了话题。
到了当天晚上,保尔仍未了解实情,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。临别在即,巴扎诺娃轻轻说道:
“柯察金同志,别忘了我们的友情。在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如果您需要我,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,那就来信吧。我会尽我一切努力的。”
从窗口,她注视着身穿上衣的保尔那高大的背影,目送他拄着拐杖,吃力地从大门口走向一辆轻便的出租马车。
又一次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。人们头上顶着绣金边的小圆帽,脸膛黝黑,噪门粗大。旅客们经过十几分钟的汽车车程,就到了“迈纳克”疗养院——一座石灰砌成的二层楼房。
值班医生带领新来的人去各自的房间。
“同志,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?”他停在十一号房间门口,问保尔。
“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。”
“那您就和埃布纳同志一块儿住这间吧。他是德国人,想找个俄罗斯室友。”医生边解释边敲门。
屋里传来不纯正的俄语。
“请进。”
保尔走进房间,把手提箱放下。他转过身,看到床上一位金发男子正眨着一双漂亮有神、仿佛会说话的蓝眼睛。他正和蔼可亲地冲保尔微笑着。
“古腾摩跟,格诺赛。对不起,我想说,你好。”他改用俄语,同时朝保尔伸过手去。他那手指细长的手苍白而缺少血色。
几分钟过去了,保尔坐在德国伙伴的床边,两人正在用“国际通用语”交谈——其实语言不很重要,主要是靠些单词,配合手势、表情进行猜测在了解对方。总而言之,他们用上了国际语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表达方式。
保尔已经知道德国工人埃布纳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大腿中弹,这次再次被迫卧床是因为早伤复发。他虽然病痛难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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